如果你是上网冲浪多年的老网民，估计会感知到当下互联网中一种明显的氛围变化：
网民们每天都在为各种话题吵架，但凡意见不一致，反手一个举报，所有争议立刻画上休止符。
尽管生活在21世纪20年代，许多人脑子里似乎还裹着小脚，思维开明度甚至不如100多年前的先辈们。
我们似乎越来越容忍不了争议和不同。
别不服气，最近就有一部剧将视点对准了先辈们，让我们再度领略到他们的风姿和气度——《觉醒年代》
《觉醒年代》是央视的开年大剧，之前任性断更10天，豆瓣评分不降反升，目前维持在8.9分。
无数人在线催更，最近刚复更，观众依旧不满：每天一两集是在打发叫花子吗？
这一点没夸张，因为太精彩了！
01
100年前的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上正经历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封建君主制度被推翻，辛亥革命果实被窃取，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行不通。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张勋复辟、军阀混战。
这是一个黑暗动荡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汇聚的大时代。
在这个老百姓识字率不到10%的年代，陈独秀率先提出首要任务是改造中国人的思想，提高中国人的素质。
为此，1915年，他先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
随后，他又应蔡元培之邀去北大担任文科学长，联合李大钊、胡适、蔡元培、鲁迅等人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我们并不陌生，从学生时代走过来的人估计都背过它的口号、代表人物、主要内容和意义。
但是教科书的内容过于单薄、脸谱化了，而在《觉醒年代》里，这些事、这群人都变得生动鲜活起来。
新文化运动发展时期，蔡元培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坐镇下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诞生的摇篮，也是乱世中的一片净土。
蔡元培认为：北大是一个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地方，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北大人应该有雅量，容得下不同的声音。
在这种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风倡导下，当时的北大，形成了一股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的风尚。
大学之大，不在于大楼之大，而在于大师。蔡元培深谙这一点，他不拘泥于教条，广纳贤才。
陈独秀没有正经文凭，仅是个桐城秀才，但蔡元培慧眼识炬。为将陈独秀和《青年杂志》请到北京大学，他效仿古人“三顾茅庐”“程门立雪”，在大雪天等陈独秀起床。
26岁的胡适没什么名气，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的博士论文还未完成。刘半农中学学历，靠写当时不入流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维持生计。
能让蔡元培力排众议，将其破格聘为教授，胡适靠的是《文学改良刍议》，刘半农则是《我之文学改良观》。这两篇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新潮文章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文学革命高潮。
北京大学里，不仅有新派人物，还有复古派。
比如怪杰辜鸿铭。
他学贯中西，精通英法德等9种语言，获得了13个博士学位，还和泰戈尔一起提名了诺贝尔文学奖。
辜鸿铭被蔡元培请至北京大学教授英国文学，但他本人热衷于推崇国学，也保留着缠足、长袍、马褂、辫子等旧的生活方式。
当时西方人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再比如黄侃。
黄侃是革命先驱，也是国学大师。
他师从章太炎，在经学、文学、哲学上都有很深的造诣，在北大国文系讲授《文学概论》《词章学》及《中国文学史》等课。
黄侃有名士遗风，恃才傲物，将胡适视为仇人，讲课前会先骂二十分钟胡适和白话文。就连胡适娶江冬秀时的婚礼，也被他紧跟热点编成了教案。
这些新旧两派大师只是持有的思想观点不同，有的支持君主立宪，有的支持无政府主义，有的提倡不谈政治，但他们对学术的追求、对祖国的热爱没有分别。
陈独秀、胡适等人提倡新文学、白话文，黄侃就联合刘师培等人创办《国故》杂志和《新青年》打擂台，为传统文化摇旗呐喊。
蔡元培改革校风大胆辞掉教学不认真的英国教授克德莱后，克德莱联合英国驻华公使向北大施压，要求北大赔款道歉继续聘任自己。
面对克德莱的无理取闹，辜鸿铭和陈独秀、胡适等新派人物冰释前嫌统一对外，舌战英方代表，为北大和中国赢得了尊严。
100年前的先辈们在争论中不失理智，热血中不失儒雅。他们坚守道义，坚守君子和而不同，怀着赤子之心为开启民智发光发热。
钱玄同、鲁迅等人曾提过废除汉字，实行世界语言，被陈独秀、胡适等人反驳过于极端。
陈独秀、胡适等人信奉“二十年不谈政治”，被李大钊指出这在中国不现实。
陈独秀倡导新文化时打算和旧文化决裂，蔡元培、胡适等人也不同意。
他们认为新文化运动并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新文化是在传统文化的襁褓中生成的。
当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还在讨论白话诗时，还在北漂的周树人就毫不客气地指出普及白话文的最好方式是白话文小说。
周树人敢说敢做，化名鲁迅，下笔如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的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都是‘吃人’!”
看完鲁迅先生的第一本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众人心服口服。
哪怕新文化运动过去了一百年，保持理智思维，允许和而不同，仍是目前的舆论环境中最稀缺的时代精神。
02
《觉醒年代》的叙事主线围绕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先驱展开，辅线是聚焦于追逐真理的革命青年，以毛泽东、陈延年、赵世炎等人为代表，他们的故事想了解更多可以看另外两部优质国产剧《恰同学少年》和《我们的法兰西岁月》。
这时期求学于北大的青年们是幸福的。
他们不仅上课时能接受各种大师的知识洗礼，开学时，还能听到校长蔡元培的淳淳教导。
“诸君来北大求学，如能爱惜光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定然会很高很深，诸君来北大的宗旨，是做官发财，那这个宗旨就错了，求学的路，就必然走偏了。
平时冶游，考试来了，才去翻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唯争分数之多寡，考试结束，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以此活动于社会…
这样的人，将来当了教员，一定会耽误学生，进入政界，一定会耽误国家，这是误人误己。”
蔡公这段演讲放在100年后仍不过时，对知识缺乏敬畏心的现象至今屡见不鲜，甚至愈演愈烈。
课余时间，有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先生指导读书讨论会。
李大钊先生脾气温和，慷慨大方，平易近人。有他主场的讨论会，学生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发表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时任北京大学图书管理员，李大钊先生是他的上级。两人关于道德的交流可以做警世名言：道德是用来律己的，不是用来责人的；道德是用来躬行实践的，不是在嘴里头空喊的。
李大钊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的工资大部分都帮助别人了，比如过年时请工人吃饺子，给贫困学生资助学费等。
即便有憨批们被保守派势力怂恿在校园里游行骂陈独秀道德败坏，陈独秀学长本人看到也只会一笑置之，不予理会。
如果取笑怪杰辜鸿铭的长辫子，大佬也会用《中国人之精神》告诉这群青年人：“我的辫子是有形的，顶在头上；你们的辫子是无形的，藏在心里。”
学生们还能看各种含金量极高的校刊杂志。
《新青年》在年轻人中的号召力最大，比如黄侃的得意门生傅斯年就是忠实粉丝，他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高喊：“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
在《新青年》上能读到鲁迅先生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呐喊》等，领悟到礼教吃人的悲剧。
能看到胡适等人翻译的西方经典，如易卜生的话剧《玩偶之家》，接受女性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实验主义等思想。
最重要的是，无数先辈们会教年轻人什么是真正的科学、民主和爱国，告诉青年们应该拥有怎样的精神风貌。
陈独秀在《敬告青年》，对当时的青年提出了六个要求：第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第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第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第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第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第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鲁迅在《热风》里对青年人表达祝愿：“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这些呼吁在今天依旧振聋发聩，毫不过时。
03
《觉醒年代》的剧集内容是在呈现思想文化运动，主创团队也在镜头设计、音乐设计、意象表达上体现出了这种文化气质之美。
陈独秀和蔡元培热情拥抱，这一刻被楼下正在写生的西洋女画家记录下。
素未谋面但神交已久的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雪中相会于陶然亭。
大雪纷飞，三人黄纸伞下鞠躬致意，再加上古琴、腊梅、热酒，“更待菊黄家酿酒，与君一醉一陶然”的雅致意境就勾勒出来了。
鲁迅、毛泽东出场画面都采用了蒙太奇手法。
北京菜市口街头，刽子手手起刀落，青年学生被无辜杀头，一群人端着碗上前蘸血讨“药”，吃瓜群众冷漠旁观，街角处目睹这一荒诞场景的男人愤而急走。
这段鲁迅先生小说《药》中的名场景，被生动具象地呈现了出来。
滂沱大雨里，混乱的街道上，穷人在卖孩子，富家少年坐在车里吃着三明治，军阀的军队打马而过，乱泥溅到躺在泥水中的乞丐身上。
这一系列意象通过慢镜头直观呈现出旧社会人民的艰难处境。而被特写的那头牛，暗示着毛泽东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执牛耳者。
类似的设计在这部剧里还有很多，这种电影级别的视听语言赋予了《觉醒年代》很强的艺术质感。
导演张永新在采访中表示拍摄时演员们数次在现场热泪盈眶，互相拥抱。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拍了一出好戏，哪怕是在扮演角色，也忍不住会被百年前的人和事所打动。
中国人大都有民国情结，准确说，我们怀念的是文化意义上的民国，怀念的是那个思想碰撞、兼容并蓄、热血沸腾的年代。
通过《觉醒年代》回溯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向先辈们学习很多：严谨的治学精神，海纳百川的胸怀，辩证看待问题的品质，以及清澈赤诚的爱国担当。
这是任何时代都不可或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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