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小说家影评 幻梦中无法弑神

去年读小说《刺杀小说家》时顺便搜了一下同名电影的卡司，当时在想，杨幂能演啥呢，果然，幂姐在银幕上面无表情地展示着黑白西装，推动着可有可无的情节，是一堆男人中可有可无的点缀。当然，这部电影别无选择，它烙印着“路阳”“特效大制作”“3DIMAX”的标签，正在与贺岁档的其他商业制作激烈逐鹿。

当“商业片”成为一种电影类型时，小说作者双雪涛带着他的故事登场了。他的另一个故事《平原上的摩西》将在不久的将来登上大银幕，我们可以期待地说，是一部“文艺片”。在图书市场，他最近的小说集得到了知名出版社的青睐，屡登电商和实体书店的各类畅销榜单。在文学界，他获得了某种承认，得到了一个青年作家能够肩负的声望。这些多重意义上的成功印证着我们对故事的饥渴。

这种渴望一度被压抑，在“小时代“的光芒下成为一种难言的症结。在艺术电影被彻底逐出影院之后，资本终于开始不安地寻觅一个像模像样的故事，从同代的文学中汲取灵韵。双雪涛的登场就是这一现象的例证（与之参照的还有青年作者任晓雯的作品《阳台上》，被改编成同名电影）。他的作品具有改编成悬疑类型片的潜质，天然地亲和如今观众的娱乐口味，近年来，风行一时的悬疑类电影《唐人街探案》《误杀》《少年的你》，连同以《隐秘的角落》为代表的爱奇艺迷雾剧场，构成了大陆文化工业的一道风景线。

与双雪涛的其他作品不同，《刺杀小说家》的文本中具有大量异时空的文化符号和别开生面的战斗场景，这无意间又迎合了“大场面”“大制作”的技术制作惯性，近乎必然的在电影中升级成一处更为驳杂肆意的文化空间：傩面、火龙、坊市、赤发鬼，一切冠以虚构架空之名，为餍足观众的眼球提供了又一处奇景。文化工业对《刺杀小说家》的选择，既是对所谓“优质”类型片的无限复制，也是对视觉奇观的又一次生产和确认。这看似文学的突围，却始终缠绕着商业的梦魇。

小说讲了两个事儿，弑神和互文。我没有重读小说，对此处的互文不做评价，这是一个不断被理论家们讨论的问题，我只记得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位作者在创作时的思想历险。而我也无法界说小说中要弑的神究竟是什么，因为作者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符号乱序地、杂糅地调用，以及对现实世界的留白，使文本无法锚定于现实的历史问题。与小说家创作时的紧张感共振，弑神故事似是而非地表露出对政治权力的敏感，又或者，它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躯壳，只为满足小说家用虚构改写现实的快慰。

而双雪涛毕竟是一位当代作家，路阳毕竟是一位当代导演，我更关注从小说到电影，两大主题有何新的演绎。真正促使我写下这篇评论的是电影对“弑神”的明确界定，如果说小说中赤发鬼的象征意味不甚明晰，那么电影几乎是以一种近乎直白地方式指示了要屠戮的“新神”。在路空文的word文档出现的刹那，小说世界彻底，甚至不加变形地服从于现实世界，与赤发鬼对应的李沐，则是在电影一开头就明确设定为一个跨国垄断集团的老板，一个某种能“购买”用户时间的APP的拥有者，一个用全息影像发表演讲的煽动者。要杀的“新神”具身为渐趋或已经形成垄断的各大平台（以GAFAM,BAT为代表），集成了席卷全球的资本、数字技术以及与权力的深度合谋。更明确的例证是电影开篇关宁通过界面酷似微信的“神灯”APP与他人通信；李沐在演讲中提及“神灯”可以“制造时间”，让一小时能做二十件事；阿拉丁公司能肆意获取用户的隐私以实现监控和数据分析。

而这一命题仿佛一支哑火的手枪，在提出之后迅速沦为脆弱且孤立的所指。庸俗的寻女、替父报仇情节接管了接下来的现实世界，无法与“神何以至此”“如何弑神”等更为现实的问题产生关联。又由于审查，电影彻底丧失了对政治权力批判的可能性，这使虚构的仿古世界无力接收历史的遗产，同时有意地回避了当今社会多元的权力中心。

于是，电影的另一大主题“互文”反而成了一种遮蔽。如果文本已经空洞无物，何必去关注无意义的互文？如果现实已经鲜血淋漓，又何以指望在虚构中获得精神胜利？与导演路阳同姓的路空文和与原著作者双雪涛同样背景（辽宁，银行柜员）的关宁在电影中写小说，而路阳和双雪涛在画外创作了整部电影，从白翰坊到江城再到银幕之外，他们创造了层叠的三个世界，又躲在镜头后，只留下了前两个。他们何尝不知“新神”李沐的结局不可能交代，“小说能改变世界”的幻想无法推导出“电影能改变世界”的现实，又是否能意识到再自恋的互文也无法回应自己提出的问题？

一个更深刻的悖论仍然存在，这部电影本身就是文化工业的产品，它所反抗的神，正是生产它的母体。那些弑神的画面，无疑由燃烧大量资金的特效涂抹而成；它憎恶的大而不倒的社交媒体，正在传播着海量的软文并掌控着它的票房和口碑；它用两个小时的愤怒与浪漫对抗的阿里巴巴，赫然以金主的身份出现在电影片头。它不得不妥协，那些不得已的搞笑台词和动作游戏，连同多余的特异功能和杨幂的戏码，最终痛击了它的幻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