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的琴离散的工人阶级 消失的统一“命名”

2011年，《钢的琴》的出现让几乎在中国电影屏幕上销声匿迹的一群人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电影本身的票房不甚乐观，且在当下中国，大众文化产品的主要消费者是看似数量庞大，然则在整个中国的人口基数的基础上显然不是多数的，所谓的中国“中产阶级”。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钢的琴》打开了一个话语缺口，它不仅仅直面作为“共和国长子”的东北地区衰颓的现实、下岗工人的生活境遇、工业时代退潮等社会议题，而且某种程度上复现了消失已久的工人阶级的荧幕形象和工厂劳动的图景。我们似乎再次看见了那群集体时代的国家“主人翁”在技术上的娴熟、在心灵上的丰富，同时也通过荧幕一定程度上（至于这个程度有多深，很能做乐观的判断）共享着他们的失落与悲哀。同时，即便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仍然能看见作为大众文化工业生产的电影行业在资本面前的不得已的妥协。

电影直面了九十年代下岗潮对工人带来的冲击，这场下岗潮不仅仅将工人们驱离工厂，更将他们驱散到社会底层的各个角落，并使他们逐步丧失了一种群体性的认同与归属。

影片中，陈桂林、王抗美、淑娴、大刘、季哥等等，在离开工厂以后四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有的艰难谋生，有的惶惶度日。他们成为了乐手、钥匙铺伙计、赌场混混、猪肉铺老板、做废铁回收生意的“暴发户”……他们完成了自己的社会身份的转变，同时也意味着“工人阶级”这样一个统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最后说到：“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而我们目前看到的现实是：“无产者”们前所未有的离散和全世界的资产者前所未有的“团结”。我们已经无法再用“工人阶级”或是“无产阶级”这样的一个命名的语汇来指称、号召、动员日益固化的社会结构的底层，而且随着技术革命和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移，发达国家转移出的不仅仅是自己国家的过剩产能，更是自己国家的无产阶级。通过产业转移的方式，发达国家的资本在第三世界塑造了大量的产业工人，而非本国。“消费—生产”结构在世界范围内展开，资本在以前所未有的隐蔽的力量影响和决定人们的生活，而全球性的阶层固化也日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