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花乐队Sparks: 我们知道自己不是什么样的火花

孩童时期，罗素·梅尔(Russell Mael)和罗恩·梅尔(Ron Mael)常常会扮成牛仔和圣诞老人，活在专属的“幻想世界”里。而今经历过50年完美的职业生涯的锤炼，化身为妖娆的华丽怪咖，这对合成器先锋二人组、流行音乐开拓者——火花乐队(Sparks)，带着他们的第二十四张专辑回归了。在这张古怪的原创专辑里，种种元素包罗万象：从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到苹果手机。西蒙·戈达德与正在洛杉矶隔离在家的哥俩聊了聊粉丝、他们标志性的小胡子，以及他们抗拒音乐套路的一生。

在1980年5月，火花乐队的罗恩·梅尔走进了多年来在洛杉矶他常去的那家干洗店。通常，店员态度客气，但说不上友好，他们显然不知道这位性格安静、穿着保守、梳着光滑背头、上唇留着牙刷式小胡子的常客，竟是大洋彼岸的一位流行明星。但这一次的到访，罗恩享受到了明星的待遇。
“嘿！”店员笑着说，“我在《周六夜现场》上看到你了！”
罗恩尴尬了。其实在那个周末登上《周六夜现场》的不是他，而是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
节目中，这位前披头士介绍了他的新歌《来吧(Coming Up)》的音乐录影带片段。“音乐录影带由火花乐队的那小子出演。”他在镜头前调侃道。但就像片中出现的“其他乐队”一样，“火花乐队的那小子”实际上是麦卡特尼自己扮演的——他装扮成一个站在键盘后、眼球溜溜转的间谍。“于是我说了声‘谢谢’，”罗恩说，“我不忍心告诉他们那不是我，而是一个比我更有名的人。我的意思是，麦卡特尼来这么一出真是不可思议。尽管我早就不长那样了——他扮演的绝对是‘电子合成器时代前的罗恩’。”干洗店事件只是火花乐队故事的一个缩影罢了。这是一支在自家被忽视，却被全世界音乐人模仿的组合；甚至那些当年不如披头士的模仿者，也要比火花乐队更受认可。

△“流行乐坛怪咖常青树”：火花乐队的罗恩(左)和罗素·梅尔在洛杉矶居家隔离，2020年3月

火花乐队有趣的灵魂中蕴藏着多种元素，摇滚舞台剧(rock vaudeville)、电子迪斯科(electro disco)、荒诞流行乐(pop absurdism)，以及多萝西·帕克(译注：Dorothy Parker，美国女作家，擅长以犀利的语言讽刺美国人性格的弱点)式尖锐的标题，深刻影响了一大票英国排行榜上的常客：皇后乐队(Queen)、软细胞乐队(Soft Cell)、宠物店男孩乐队(Pet Shop Boys)、莫里西(Morrissey)、果浆乐队(Pulp)、黑暗乐队(The Darkness)……
这些音乐人都有过榜单冠军的大碟与单曲，却都否认了罗恩和弟弟罗素的功劳，这大概是因为火花乐队是流行乐坛里最持久的怪人。他们拒绝一成不变的风格，顺应灵感之神的疯狂要求。今天，他们会做一首关于哺乳的歌曲；明天，又要做一出关于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的歌剧。“我们不觉得自己属于哪一场运动之下相关的风格流派，”罗恩解释道，“也许是自欺欺人吧。但这么说不是出于傲慢，我们一直认为火花乐队是个超然的存在。”
因为疫情的关系，本刊记者只能和火花乐队遗憾地分隔两地进行采访。在洛杉矶居家隔离的罗恩和罗素与我们进行了一场电话会谈，哥俩住在距离彼此10分钟车程的地方。74岁的罗恩端坐着用一种舞台上的声音说话，这位音乐巨匠是那种在身体僵直前会耗尽最后气力唱破最高音的人，却用一种克制而冷静的语调说话；71岁的罗素是个“跳跳虎”般的艺人，他像一个傻笑的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说起了他2019年圣诞节在韩国买的面具。“我留下了那副在说‘哈哈哈’的面具，将另一副说‘呵呵呵’的面具给了罗恩。”梅尔哥俩的新专辑《滴落，滴落，持续滴落(A Steady Drip,Drip,Drip)》不难理解。专辑包含了几首亮眼而又离奇跳跃的舞曲：《我要完了(I’m Toast)》《生存危机(The Existential Threat)》和《请别毁了我的世界(Please Don’t Fuck Up My World)》。“嗯……”罗恩叹了口气，“我们恐怕太有先见之明了。”早早预见了当下灾难的《滴落，滴落，持续滴落》也是他们50年来发行的第24张专辑。

△火花乐队的最新专辑《滴落，滴落，持续滴落》。

这张专辑出乎我们对火花乐队的意料。歌曲旋律丰富，比如《自谦(Self-Effacing)》中摇摆跳跃的音阶；歌词幽默，比如这句“把你该死的苹果手机放下/听我说”；音乐类型五花八门，既有《拟声词(Onomato Pia)》古怪的室内流行乐（chamber pop)，也有麦当娜风格的《遇冷(Left Out In The Cold)》的拉美迪斯科(Latin disco)。专辑遵循了他们拒绝套路的“优良传统”，歌词里提到了“割草成瘾”、时区、优衣库、亚莉克莎网站(Alexa)，以及让-保罗·萨特(译注：JeanPaul Sartre，法国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家)等内容。“我们喜欢运用以前流行乐没有用过的新事物、新词语。”乐队的主要作曲人罗恩说，“比如歌曲《苹果手机(iPhone)》说的是怎样去吸引一个无视你的人。

数不清的歌曲都在讲这个故事，但用苹果手机来叙述，就是一种新方式。”专辑有一首歌甚至还揣测了一个故事：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译注：Igor Stravinsky，美籍俄裔作曲家，20世纪初西方现代派音乐重要人物)曾偷偷写过一首爆裂舞曲。可以肯定的是，在2020年你不会再听到另一张像《滴落，滴落，持续滴落》这样的专辑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尽管模仿者众多，但恐怕这辈子你都不会听到另一支像火花一样的乐队。“人们总会被我们吸引，因为我们代表那些未被定义的领域。”罗素沉思道，“追随火花乐队的人会深感自己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圈子——尽管我们从没明说过这圈子是个啥。”

极度注重隐私的梅尔兄弟还有很多事情没明说。1974年，这对难以捉摸的加州兄弟，用一首不朽的华丽摇滚（glam）恐慌之作《这座城对我俩来说太小了（This Town Ain’t Big Enough For Both Of Us）》秒杀了英国流行乐坛。作为陌生土地上的来客，他们消遣的方式就是向英国音乐媒体吹牛，撒点无法证实的小谎，让它们被白纸黑字印出来。他们说自己曾是好莱坞的儿童模特，经常参加肯尼迪家族的聚会，写过食谱，还有最臭名昭著那个说法：他们是桃乐丝·黛(译注：Doris Day，美国战后流行歌手、女演员)的儿子。

即便是今天，本刊也不确定罗素描述的他对罗恩最早的记忆是否纯属他虚构的胡言。“他用铅笔刺伤了我的手，”罗素笑着说，“我那时大概5岁了，所以罗恩应该有8岁。直到今天，我的左手掌心还有一片铅笔芯，我还能看到那根小银条，这是个不错的纪念。”“我们活在一个虚构的乐园里。”罗恩描绘起他们在洛杉矶沿海郊区的童年生活，“我们的父亲是一家报纸的商业广告设计师，他还非常擅长服装制作，所以我们经常穿得很不一样。穿得最多的就是牛仔装，有一次，我穿得就像一个从烟囱里爬出来的圣诞老人，而罗素，我不太懂，大概穿成了什么精灵吧。”
“我是棵圣诞树。”罗素纠正道。

“噢，好吧。只不过回想过去的话，我没记得罗素穿着正常过。我们似乎一直活在幻想世界里。”

△镜中游：“美国人自己的吉尔伯特和乔治(Gilbert&George)”正在沉思。

罗恩是大学附中的一名“战士”，罗素是帕利塞德特许高中的一只“太平洋海豚”(译注：University High School，是罗恩的母校，该校足球队的名字叫“战士”；Palisades Charter High School，是罗素的母校，足球队的名字叫“海豚”)，这两名不被看好的足球爱好者都去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学电影。然而，除了在海滩上游荡和逃避越战之外，他们没有任何决心或者远大抱负。为了防止剃平头、穿卡其裤和被汽油弹炸死的日子到来，罗恩戴上了牙套。“当时军队里还没有正畸医生，”他说，“所以这个操作管用了。”罗素则选择更传统的方式：承认自己精神有问题。“幸好他们真的以为我疯了。”

火花乐队的前身是半尼尔森乐队(Halfnelson)。他们最初是一支在卧室里自制音乐的乐队，由梅尔兄弟与吉他手厄尔·曼基(Earle Mankey)组成，他们精心做出了一首首层次分明的音乐小样，比如1968年的歌曲《约翰尼的冒险(Johnny’s Adventure)》，这是一首迷幻的海边船歌，有点儿弗兰克·扎帕(Frank Zappa)的感觉，有点儿海滩男孩乐队(Beach Boys)的影子，但终究不像那个时代的产物。“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罗恩说，“除非我们做了些能让我们仨崩溃的事，不然我们知道自己会一直坚守。其实，我们在众人面前表演之前就已经录了唱片，或许这就是我们乐队活下去的原因。假如我们直接去夜店演出，人们可能就没那么喜欢我们了，也许我们就完全丧失坚持下去的动力了。”

罗素坚信，如果没有托德·伦德格伦(译注：Todd Rundgren，美国传奇音乐人、制作人，以复杂、反传统的音乐制作而闻名)那双同样离经叛道的耳朵听到他们那些音乐小样的话，那么“现在就不会有火花这个乐队”；伦德格伦促成了乐队的第一份合约，也是半尼尔森乐队在197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的制作人，乐队于是成了5人编制，一年后，半尼尔森乐队改名为火花，即“火花兄弟(The Sparks Brothers)”的缩写，也是向他们的偶像马克斯兄弟（译注：The Marx Brothers，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乐队，出演过多部喜剧电影）致敬。采访的那天，罗恩还提到了1932年马克斯兄弟的电影《趾高气扬(Horse Feathers)》中格劳乔(Groucho)唱的歌曲《我不顾所有反对一切(Whatever It Is I’m Against It)》，“疯了，这歌真该让我来写。”

乐队更名并没有改变美国市场迟钝的反应，这种冷漠在与他们英国之旅“开门红”对比之下尤为突出。火花乐队首访英国就去了伦敦的大棚俱乐部(Marquee)驻场演出。“到演出的最后一天，人们还在外面排队等着进来。”罗素赞不绝口，“这场面在洛杉矶可从没有过。”小岛唱片公司(Island Records)注意到这点，就急不可耐地给梅尔兄弟提供了一张让他们永久迁回英国的“单程票”，但唯一的“行李携带规定”是：他们不能将火花乐队的另外3名成员一同带过来。“你能怎么做？”罗素反思道，“我们太难了。那些老哥都是我们的朋友，但小岛唱片只要我和罗恩。我们一直梦想成为一支英国乐队，我们真的无法拒绝这一邀请。”

△“不管哪支乐队，只要是像我们一样干了这么久的，人们就会开始追问。”

在1973年这个发行了《清醒的小伙儿(Aladdin Sane)》(译注：大卫·鲍伊成功进军美国市场的专辑，华丽摇滚的经典之作)的夏天，梅尔兄弟从阳光加州搬到了伦敦市郊的普尔雷(Purley)，并接受了英国饮食的“洗礼”。“我们不怎么去酒吧。”罗素说，“我们不喝啤酒，也不太会扔飞镖。但我真的喜欢腌洋葱和苏格兰香肠蛋，我觉得这些食物真酷……我的意思是，显然现在我不会再尝一口这玩意儿。”

1974年5月，英美联合打造的火花乐队2.0版终于上市，一下子将英国榜单“电”得五迷三道。当时的红宝石乐队(The Rubettes)、纸蕾丝乐队(Paper Lace)，还有证明了每个时代都会有让人无法忍受的“鲨鱼宝宝(BabyShark)”的好心的尖鼻怪乐队(译注：The Wombles，根据英国儿童小说里的虚构形象和同名电视节目组建而成的乐队)，在火花乐队面前统统毫无招架之力。他们当月登上《流行音乐排行榜》节目的首秀，堪称华丽摇滚的最后一次伟大的狂欢：罗素像一个阉伶版的马克·博兰(译注：Marc Bolan，华丽摇滚的代表人物，常以性别模糊的舞台形象出现)，尖声怪气地谈论着食人族和日本广岛的话题；而罗恩扮演的精神疯癫的卓别林，显然更像是个“大独裁者”(Great Dictator)而非“流浪汉”(Little Tramp)；还有音乐，急促的枪声仿佛电影《龙虎双侠》被演绎成了摇滚乐。《这座城对我俩来说太小了》登上了榜单的第二名，让英国流行乐坛重拾它过往的狂野优雅、大胆睿智。“但我们仍然不觉得自己是一支‘华丽摇滚乐队’，”罗素说，“我们只知道我们不是什么，我们不是‘好心的尖鼻怪’。”

“火花狂潮”就此爆发了，乐队的作品一首接一首地不断成为热门金曲。罗恩说，从绍森德(Southend)到斯旺西(Swansea)，他们紧随而来的英国巡演“我们的一夜狂欢(our Hard Day’s Night)”掀起了所到之处的无尽狂乱，而在他们表演那些关于自杀协议和爱因斯坦的歌曲之前，都会先播几段迪士尼歌曲的录音带，来作为自己横冲直撞的假声高唱的“开胃菜”。“粉丝抓着巡演大巴摇晃，哭泣的姑娘在街上追我们。虽然我们很喜欢，但这些情景不正常。因为我们写的歌词并不是那种给追星少女欣赏的。”就连乐评人也臣服了，备受尊重的披头士学者伊恩·麦克唐纳(Ian MacDonald)盛赞收录了《这座城对我俩来说太小了》的专辑《我的房子是和服(Kimono My House)》为1970年代摇滚乐发展的“突飞猛进之作”。

从摩挲着下巴的音乐人，到音乐杂志《米拉贝尔(Mirabelle)》尖叫的读者，火花乐队的魅力似乎无人能拒，除了布莱恩·梅(Brian May)。“谁不想让布莱恩·梅加入自己的乐队呢？”罗素笑了，“或者说，有谁会蠢到让他离开皇后乐队(Queen)来加入自己的乐队？但这是个真事儿，我们去问他要不要加入我们，他拒绝了，而且那是在皇后乐队和火花乐队大红大紫之前的事儿。”

等等，歌剧般恢宏的摇滚乐，伴随吉他的长啸，还有夸张做作的乐队首脑？关于1970年代的火花乐队和“显赫的”布莱恩·梅、弗雷迪·默丘里(Freddie Mercury)之间发生的这场小小的胡闹，笔者想问，皇后乐队当时究竟想讹你们多少钱？

罗素：“我会说那是一笔巨款！”
罗恩：“在我们的偏见中，我们觉得皇后乐队只是把我们做的东西放进了更能让人接受的文本中。”
罗素则羞涩地说：“嗯……皇后乐队1972年那会儿确实给火花乐队在大棚俱乐部暖场了……所以，你们自己揣摩去吧。”
5年后，后朋克时代的英国见证了火花乐队的重生，罗素和罗恩大胆减少了许多乐队以往的配置，使火花成为流行乐坛第一个电子合成器二人组。1979年的《天堂第一(No.1 In Heaven)》由唐娜·莎曼(译注：Donna Summer，流行音乐进入迪斯科时代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被称为“迪斯科女王”)的御用迪斯科天才制作人乔治·莫罗德(Giorgio Moroder)操刀制作，这张专辑堪称一张操作指南，为接下来10年里软细胞(Soft Cell)、亚佐(Yazoo)、牛奶冻(Blancmange)、黄(Yellow)等一众利用罗兰(Roland)合成器做音乐的二人组指点了迷津。罗恩接受采访时说“要剥去乐队的外衣，揭开摇滚乐的时髦”，这段话成为这位未来主义先锋的初始宣言，他还贬低吉他手都是“老掉牙的笑话”，想必话中人也包括了布莱恩·梅。

“我们当时觉得必须要捍卫自己的立场。”罗素说，“关于吉他手的那句话也让保罗·麦卡特尼很不安。之后他在一次采访上对我们大为光火，说：‘他们怎么敢说这种话！’有趣的是，我们对于‘乐队应该是什么样’的反思竟会让披头士如此焦虑……所以这也许就是麦卡特尼会拍摄出罗恩那支视频的原因吧。”

在1970年代末，电子合成器设备的运输还很不便，因此《天堂第一》未能开展巡演。火花乐队重返洛杉矶生活，成为“一个录音室与电视里的乐队”。当他们从1980年代英国流行乐坛的前沿跌落时，美国正刮起音乐电视(MTV)的新风尚，美国市场姗姗来迟地拥抱了他们，而此时的罗恩也拿起了一把剃须刀，对自己的上唇“吹毛求疵”起来。他说，这么做的“导火索”是有一家法国电视节目拒绝安排火花乐队出镜，原因是他的小胡子意外地神似阿道夫·希特勒。

“就在那时，我意识到自己不必站出来为此争辩。”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也曾在某些时刻被人打扮成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其实我觉得我更像罗纳德·考尔曼(Ronald Colman)，”罗恩板上钉钉地说道，“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我的名字就来源于他，他是我妈妈最喜欢的男演员。”

笔者觉得，此时他口里所说的“妈妈”，应该不会是桃乐丝·黛（Doris Day）了。
几十年间，因为模仿者的不断出现，火花乐队逐渐遭遇边缘化。
乐队在1994年的专辑《无端的萨克斯和无意义的小提琴(Gratuitous Sax&Senseless Violins)》被比喻成宠物店男孩乐队(Pet Shop Boys)的作品，这就跟猫王(Elvis Presley)被比喻成小肖金·史蒂文斯(译注：Shakin’ Stevens，英国1980年代当红男歌手，被誉为“英国新猫王”)一样荒谬。到了2002年，梅尔兄弟用一张《里尔·贝多芬(Lil’ Beethoven)》重启中年。先锋作曲家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和迈克尔·尼曼(Michael Nyman)为专辑量身定做了极简主义音乐，那些层次分明的歌曲，比如《我嫁给我自己(I Married Myself)》，其悲怆之感令人动容。这些歌人人皆可欣赏，推翻了“火花乐队就是纯粹的胡思乱想”的误解。“我们天生具有幽默感，”罗恩认为，“如果这意味着我们有时会被当作‘喜剧乐队’而被人不屑一顾，那么我们也没辙。但是，当然啦，火花还有很多宝藏呢。从商业上看，《里尔·贝多芬》的购买人数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但它为此后火花的每一张专辑都注入了创造性的光芒。”

这种暮光般的力量在《滴落，滴落，持续滴落》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是他们继2017年的专辑《河马(Hippopotamus)》后的续作，而《河马》是他们40多年来再次进入英国榜单前10名的专辑。在我们交谈的时候，《热血警探》的导演、他们的超级粉丝埃德加·赖特(Edgar Wright)正在拍摄筹备已久的火花乐队纪录片(目前已剪辑出3小时的片长)；而由梅尔兄弟配乐、莱奥·卡拉克斯(Leos Carax)执导、亚当·德赖弗(Adam Driver)出演的电影《安妮特》也将在年底上映。

2020年，火花乐队被抬到了一个“美国人自己的吉尔伯特和乔治(译注：Gilbert&George，先锋行为艺术家，以双人组合身份进行创作)”的地位——毫无愧疚的艺术怪咖潜心事业半个世纪，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成了“国宝”，所以，为什么21世纪对他们那么好呢？他们对此怎么想？

罗恩：“我觉得，不管是哪支乐队，只要像我们一样干了这么久，人们就会开始追问。”
罗素：“比方说，问问为什么他们到现在还没死。”罗恩：“我的意思是，谁知道呢？他们只会把公众长期以来的低级趣味归咎于我们。”
人们大多愿意相信音乐可以拯救世界，可惜它不能。只有科学和人类的集体努力才能做到这点。但在这样的时代里，音乐可以拯救我们的神智——为此，让我们赞美持续滴落的火花乐队吧。